书评|典范衰退:台湾“经济奇迹”之后

经济观察报 刘玉海/文 连续30年经济年均增长9%,金融管制、贷款主要流向大型“国有企业”,全民炒股一代人之间即完成从白手起家到企业主的阶层跃迁,“经济奇迹”的赞誉从四面八方涌来……没错,这是台湾,20年前的台湾:如日中天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奇迹的典范”。

台湾这之后的故事:经济自由化,开放金融市场,党营事业“国有企业”私有化,大幅减税,政府从经济领域退出……新自由主义被学术界和财经官僚奉为圭臬。

然而,与这一系列故事平行发生的还有:企业家族化、大型化,中小企业生存越发困难、创业门槛大幅提升,产业创新升级乏力,小散股民基本被挤出市场,政府对经济社会影响能力越发微弱,贫富差距扩大,阶层固化……这是《未竟的奇迹》给我们呈现的当下的台湾,用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林宗弘博士的话来概括,就是“如果说20年前台湾被视为‘奇迹的典范’,那么今天再谈‘奇迹’就是个笑话”。

2017年底面世的《未竟的奇迹》由20余位台湾中青年学者合作撰写,以经济社会学为主要视角,系统分析了台湾这20年究竟如何从“奇迹的典范”变成林宗弘口中“衰退的典范”,以及这对台湾经济、社会、政治一系列深远影响。

2018年2月初,借台北书展之机,《问书评》采访该书主编之一、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李宗荣。

问=经济观察报

答=李宗荣

“经济奇迹”越来越远

问:我们都知道台湾是“东亚四小龙”之一,曾经是后发经济体发展的典范,后来虽然不再那么瞩目,但信息电子产业也非常兴盛,而不是像日本那样被认为经历了“失去的20年”,但您主编的这本书得出的结论是“未竟的奇迹”,怎么会想到出版这样一本书?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

答:出版这本书,初衷很简单。台湾1990年代政治经济结构变化很大:在此之前,台湾在威权政治体制之下,政治不能直选;经济政府管制非常严格;1990年代以后,政治“解严”,经济开始自由化;另外,就是全球化。

这么多变化,带给台湾社会哪些影响,特别是从经济、社会角度去看,它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想要去探讨这些问题,所以就找了20几个学者——大部分是社会学家,也有经济学、管理学,也有日本的——来共同研究讨论。

因为主要是社会学者,所以虽然是谈经济,也会从很多面向出发,会谈国家、政府的功能,谈政策——就是经济社会学所谓发展型国家理论;谈“东亚四小龙”,谈企业大型化的问题。还有研究家族企业,从比较从企业组织的角度去看,家族企业为什么还继续发展;管理学者来谈多层次控股——从股权控制的角度去看,为什么家族企业在台湾还可以继续维持、巩固;看它内部的制度、控股机制的设计。台湾企业基本上已进入全球化,而且最主要是台商到大陆,所以也研究台商。再就是谈金融市场。20多年来,台湾的金融市场基本上是一个越来越开放的过程。另外,我们也找学者从比较剥削、从劳动条件去研究台湾整个企业剥削情况——这也就牵扯到劳工体制。

这一连串的问题研究下来后发现:虽然以前大部分研究认为,台湾起飞早期大都是小型家族企业、中小企业,但过去二十几年台湾企业大型化趋势显著——台湾前10大企业平均员工数为20万,就算扣掉鸿海(富士康)平均也在10万人左右;从企业营收的集中度来看,20年来台湾前10大企业集中度由25%上升到超过4成。可是,实际上这些企业大部分是掌控在家族企业手里,不是一个专业化的、所谓的理性化的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健康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一个还蛮封建、很传统的经济。

并且,台湾企业虽然大型化,其获利却变差,毛利越来越低。台湾大中型企业,像鸿海(富士康),基本都到大陆去设厂,简单讲,它不是通过内部创新升级来发展、而是通过追逐更便宜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土地来发展——台商的利润状况其实一直都不好,所以随着某个地方的要素成本上涨,它必须要到另外的地方,不停地迁徙,而经营中的困难越来越多。

企业大型化还让中小企业存活率越来越低,创业越来越困难。台湾早期是中小企业为主,那时候有个社会学者做了一个概括:台湾基本上是“黑手变头家”。“黑手”指的是在工厂里劳作把手弄的乌漆麻黑,可他只要有了技术、经验,就可以自己出来创业,就从一个劳工马上变成“头家”——老板。换言之,在台湾早期所谓的“经济奇迹”中,基本上整个社会流动很开放;可现在台湾的社会流动越来越困难,中小企业存活越来越艰辛,经商门槛也越来越高——台湾所有公司登记平均资本额高达3400万新台币,30年来大约上长了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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