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清：交易市场服务实体经济不是喊口号

　　和讯现货消息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践行深入，去年以来，商品现货市场去产能日渐显著，而大宗商品场内场外市场也快速活跃。与此同时，交易误区及风险点有所增多。在此背景下，为处理好创新发展与风险管控的关系，推动场内场外两个市场的协调发展，8月30日，由知名科技公司金网安泰主办、商通社承办的“科技创新与风险管理” 研讨会在北京举办。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学教授常清老师在研讨会上做了主题发言，他表示，大宗商品电子盘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其背后，确实存在实体经济的强烈需求。场内场外两个市场融合，其实是一个完整的市场。无论是从现货出发还是从期货出发，目标都是通过交易方式的创新，扎扎实实服务实体经济，为中国实体经济服务，不是做形式，不是做运动，不是喊口号。

　　他还认为大宗商品电子盘市场的管理有待进一步改进，虽然有部委联席会议，但融合依然不太好。

　　以下为文字实录：

　　大家听黄老师讲的好，我看你们都比较年轻，我就这个题目讲三点看法。

　　我补充一下黄局的发言，比如公开喊价，我们在设计中国期货市场的时候是搞的什么形式？大家还是要立足用公开喊价的方式。当时公开喊价，大家说有流动性，比较透明，主要是指圈内交易。我当时用这种办法，在设立郑州交易所的时候就用这种办法，培训了100多个马甲，大家坐在一个大房子里共买喊价，憋了好几个月大家没出来，偶尔能成的是底下大家磋商好了，成了，盖个章，当时批发市场是有机会的，你运输运粮食是运不出去的，只要在批发市场成交了运粮食优先。

　　我们最早是按照国际发展的历程搞远期合约和远期合约转让，1989年的时候，大家不敢提期货这个字，中国第一个试点不叫交易所，也不叫期货，最早是郑州期货交易所后来改成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为什么改呢？有个老同志讨论，你要叫期货交易所报上去很难批，说要叫批发市场容易批，咱们先从批发市场过渡。大家知道在中国真想干什么事，真正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的人办任何事是很困难的，你们大家都很年轻，都很正直，一腔热血，但要知道办事很困难，现状独裁，想突破现状是很难的。

　　后来我去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它这个和粮食不一样了。现货标准化和期货标准化是相通的，铜铝就是这个东西，没有不同的规格和不同的品种，所以那个时候也是采取了公开竞价的模式。当时学了一个办法，说这么喊确实不是很难，中国人不会，怎么办，弄了一个白黑板。那个时候是这样，真正决策的人到不了现场，江西铜决定卖什么铜，什么价卖，决策的人到不了现场，都是派代表电话联系。一说我要卖什么铜什么价，到最后有人买就成交。后来发现什么问题，大家互相挤，你拿着笔上去还没写，我又挤上去了。后来改成递票，有人卖，有人买就成交。我在设计上海金交所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这一代人头脑简单，干任何事不想自己的事，我设计完了郑州商品市场最后失业了。你不想个人利益，肯定是想把这个事干好。当时我去设计他，我就想怎么能够体现三公集中原则又是透明交易，我在那讲，正好碰到一位电脑工程师，他说常老师你讲的我听明白了，电脑能做。找一个小型机，会员单位连上终端，在里面按照时间优先、价格优先撮合，我给大家讲，中国现在这套系统是中国人发明的，这个你们一定记住，没有借鉴外国的经验，这不是学来的。因为发明者就是那位电脑工程师，我是一个启蒙的人，我是作为一个历史的记录。

　　说到这一段什么意思？交易方式的创新和科技创新连在一起，没有科技创新，交易方式创新很难。我们并不是什么都落后，我们也有先进的，这个当时就很先进。但中国办什么事，最后办着办着就办慢了。我是市场的亲历者，最早是会员制，国家不拿一分钱，大家会员单位掏钱，建立这么一个交易所。建立完了，挣钱了，那时候大家都开始琢磨，但期末当时是改革开放大家也是想象，我不能非法占有别人的财产，所以会员制还得以保持。到什么时候呢？治理整顿完了，说交易所由多少家变成多少家，那时候不叫做官办，叫做半官办，这时候开始清资产，因为什么原因要分家。有些人要分出一个来，过去有批发市场，再分出批发市场，就把一部分钱成立一个国资集团。这个国资从哪里过来的？实际上就是从交易所会员权益拿出来了，各个交易所都学了，剥离一部分人，剥离一部分资产成立了集团，交易所再次会员制写进法律了。当时我记得李剑阁同志给我讲，这次会员制有法律保障了，《期货条例》写上了，这次是你会员的，成立会员理事会，我都是理事会的成员。

　　一开始做成员觉得什么事理事会决策，但过了一阵，发现一会儿出一个法令，总经理由证监会任命，董事长是市场化的；过两天董事长也任命了，再过不知道是什么制了，说现在成了国有资产了，其实用国有资产这个词还是可以圈到很多钱的，你的也是你的，我的也是我的，因为一说国有资产谁都不敢反对，交易所又成了证监会了，这就是一个历史演变过程。我是亲历者，运成同志我们都是搞改革出来的，任何时候这一颗心是为国家民族着想的，超越部门利益。所以，为什么你当不了证监会主席，就可能是这个问题。

　　我先给大家补充说一下，因为大家都很年轻，你年轻了，但要知道你这个工作很重要。我们这是舆论工作，我们既可以把民众弄迷糊了带到沟里去，附和低俗的、反动的东西；但我们也可以唤醒民众，所以，为什么说学者有良心，记者要有良心。

　　下面我说三个问题。

　　一是场内场外两个市场协调发展。

　　关总是老人了，他们公司为中国市场发展建设做了很大的贡献，刚才我强调了，交易方式的创新一定要有科技创新，不然的话交易方式创新落不到实处。关总当时就担负这一使命。两个市场的说法，这是中国特定的含义，这是我们自有的，大家不要认为这是国际通用的。实际上从学术研究来讲，事实上是一个完整的市场，多种交易方式互相补充，然后形成多种多样的、时间序列价格来调节资源的合理流通。有的人从时间上来分，比如大家说现货，什么是现货，工业革命之前现货就是今天一手钱一手货出来的价格，这叫现货。到了工业革命规模生产发现现货规模变了，不可能工厂冒着烟才去买铁矿石，这不可能，你要签订合同。签订合同这也是现货，但这就推到几个月了，它也有定价，但是在谈现货的时候定了价格。再后来发现这些交易方式不适合现代大市场，无论从农产品(000061,股吧)还是从工业品都发现了这个问题，比如开家工厂，这三个月买了一批铁矿石炼钢了，下三个月没有，就关了，不可能有这种事情。所以，现代化大生产需要连续的，不同的交易方式，时间序列价格，有的就定了一年两年的，还有定长期合同。但定了长期合同是一种交易方式，但价格怎么办，这时候大家看芝加哥发展历史，它一开始也不是期货，它也是现货。现货发现有这个问题，我们签完合同履约，但履约确实有困难。比如加工厂春天订的，秋天加工厂关了，我就想把东西卖出去，这是合情合理的，就产生了远期合同的转让。大家说合同转让太麻烦了，干脆我们搞标准化，芝加哥一个合约是一条船，5000蒲式耳，是一个容积单位，标准化了以后价格老有波动。当时季节波动很厉害，大家都觉得没办法覆盖价格风险，干脆搞每日结算。合同标准化+每日结算就出现了一种交易方式，起了个名字就叫期货，它就是随着贸易方式的发展而来的，一步步来的。

　　当时美国人也没有说我创造一种贸易方式叫做期货。所以，我重复刚才你说的话，就是多种交易方式，形成序列时间价格来调整资源合理配置。举个例子，现在国际贸易定价都用最近那个月的期货价格作为基准价格定价，这是为贸易服务的，远期的为生产者投资或者扩产，或者是减少生产服务，就像农民没种地之前，先看看玉米、大豆价格，哪个价格高那个价格低，来决定土地资源配置，这是需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正确理解，期货和现货是一个完整的市场，它是市场不可分割的。为什么又分割了呢？期货和现货是完整的市场，但它中间有不同的交易方式，这些交易方式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产生的，形成时间序列价格，它的目的是什么？为生产经营者服务，为贸易服务，为交易服务，也为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服务。伦敦有27个月的有色金属价格，假如你是企业，这个矿开不开，看看未来价格走势就知道了，它是帮助你决策的。所以，整个社会对期货的理解非常肤浅。

　　我们说搞市场经济，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核心，但市场怎么配置资源，它一定是形成时间序列价格，随着近期、远期价格不断变化的信号来配置资源，调节生产经营，调节流通消费。最近我看谁写的一篇文章，说我国经济学家把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都脱离了。现在一说市场，大家说市场在哪儿？它怎么起决定作用？今天我插一句，八十年代搞设计中国改革，为什么后来变成了期货市场的研究者设计者，是因为有了期货市场以后整个价格体系的市场化程度了，商品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形成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来调节商品市场，完全价格改革的任务。原来价格改革有很多问题，随着期货市场的诞生问题全没有了，原来政府说双轨制，计划内到计划外，流通环节非常多，层层加价，政府一道政令，一道政令，越出越多，越出越乱。利用期货市场的办法，市场透明了，现在没有人倒了，当时有官倒、私倒，倒的可多了。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用改革的办法，用完善市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这是第一点，关于两个市场融合，其实是一个完整的市场。

　　二、大宗商品电子盘市场的管理有待进一步改进，目前条块分割，现货市场归商务部管，期货市场归证监会管。虽然有部委联席会议，但融合依然不太好。突出表现在二十多年来期货交易方式没有显著改进。与此同时，大宗商品电子盘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其背后，当时确实存在实体经济的强烈需求。

　　一是期货交易方式20多年没有变化，还是我设计的，我当时设计什么样，现在还比那时候倒退了。这个时候好多规则都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当时1995年、1996年治理整顿 ，把很多规则做了大量修改，非势场化的规则。这样产生了中国的交易发现很有意思，近期没有，大家比较一下芝加哥就是有定价功能的，能够定全世界贸易价格的交易所，持仓最多的有三个月之内，越远越少，我们三个月内通过限仓限没了，因为我们交易所的管理人员没有能力管不好，就采取限仓的办法，没有仓就没有风险了，怕打交割月仗，但只要你交割规则合理不可能打人。真要放开交割条例，你的规则都是正确的话是不可能打交割月仗的。所以，这样使得我们期货非常远了。本来时间序列价格，从当月到以后都有，但这时候没有了，这时我们做现货贸易的一些单位还是非常有责任心的，就补上这一课，包括糖。郑州不是期货，所谓的期货就是远期的货，我就弄近期的。但你发现糖这个品种，柳糖+郑州是完整的糖市场，一个糖市场分成两家是我们条块分割造成的。由于期货交易方式的问题，我们一些规则都是限制性的，治理整顿的时候我们用行政化代替市场化，用限制代替了创新。所以，自从1995年治理整顿之后，到现在20年没有发展，没有变化规则，所以它不适应实体经济的需要。为什么中国的批发市场电子盘如雨后春笋般的，当然也有盲目性，但它确实是实体经济的需求，你得解决这些问题。刚才讲了不同交易方式的时间序列价格期货完不成，所以就造成了这个问题。

　　这两个条条管理，不可能变成一家管理。大家无论是作为记者也好，作为学者也好，你说了这个话，但一定是从不同的角度通过创新来解决这些问题。刚才黄局讲了通过创新来解决这些问题，通过交易方式和科技的创新达到两个市场的融合，这种可能是有的，但要靠行政的力量还是有问题的。

　　三、我们这两个市场融合的目标是什么。

　　现在最大的问题，无论搞电子盘还是建立期货交易所，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目标弄不清楚，假如说目标，期货交易所能挣钱，现在很多人看到了都想找我，说你是中国期货市场创始人你来创个期货交易所，这个日进斗金。我当面批评他一顿，人家顶多说你是书呆子，为什么你干不成，弄个大学教授，实际上脑子有问题。关键目标是什么？超越部门利益。中国建立市场的目的是要变成亚太时区的定价中心，这是我1996年提出来的，一开始大家嘲笑这个概念，有的学者还批判，现在大家发现方向对了，买黄豆就要按芝加哥的价格，自己定的不行；做铜矿砂就要让伦敦定，慢慢大家明白了。那个市场出来的价格，贸易按照它的价格做，说明这个市场有定价权。

　　中国经济，中国崛起，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大而不强。要真正变成经济强国，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加工厂，用的能源原材料都不参与定价，你也不知道价格怎么形成的，这就有问题了，一定要用市场的办法和改革的办法。我们想建立定价中心，从现在的情况看，光靠期货交易所，我有点担心。它的设计者我有点担心，担心什么呢？最主要的是担心一旦我们放开这个市场，刚才黄局讲的非常清楚了，这些交易所都可以收购兼并的，一旦我们打开了这个大门，现在人家外国人跟我们的世贸组织谈判他听不明白，人家说你要开放期货市场，他不知道。美国人早就提出来了，日本人也在提，真到哪一天大家说期货是个小市场，一年交易所就赚几百亿，就算了吧，这个就没有了。因为只要让外国的交易所进来，它是商业兴的，它会做生意，有非常强的竞争力。我们交易所是行政力量非常强大，级别很高，人才配置都是重量级官员，但你和商业性竞争还是有差距的，因为它是商业化的，假如一开放我就很担心他们进来了，我们交易所没了。我们在的人也是改革者，也是一个梦想，就是把中国变成世界性的定价中心，我们以人民币计价，我们也和美国PK一下，我就很担心变成了一种空想。

　　目前大宗商品电子盘市场化程度很高，他希望场内场外两个市场互相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发展成为世界定价中心那也是我们国家的，也是我们民族的。两个人赛跑，两个人在那干事总比一个人干得好，一个人万一干不成怎么办。我觉得期货的发展，我个人的看法也可以试，以改革的精神试一试，谁能够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那谁就像赛跑一样应该获奖。现在不能说这个合法那个非法，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垄断，我的讲话对三桶油从来都是批评的。它确实垄断了，但垄断带来了什么？前段时间我们整理资料发现，我们和美国相比，不能比越南。美国石油消费公司、石油产业和金融资本很密切。2005年高盛发篇文章，在石油40美元的时候说石油能够上涨到130美元，这都有据可查，美国的石油产业、航空公司全部购买了，人家看到了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中国强大的需求，人家航空公司烧的油40多美元，咱们国航烧100多美元，怎么和人家竞争？它不竞争，把石油转嫁到老百姓(603883,股吧)身上——机票附加费。我们这些垄断公司内干内行，外干外行，非常恶劣，学者和舆论界应该批评它。相反在次贷危机，2007年高盛发文章说未来看到30美元，美国人全部在卖，美国石油生产全部卖出。你就发现在油价大涨大落的时候，人家不受影响，稳定经营。最近报道中石油、中石化巨亏。后来我问他们，很多人说机制不行，没有人干这个活，谁也不关心市场的变动，他们每次都到发改委要求，说到40美元以下不能再调低，调低我亏了，所以咱们的汽柴油价格倒40美元以下不调了，保护它，其实在保护落后，但是它是国有企业，要一说保护国有企业好像天经地义，实际上是我们全中国人民给它分担了，全中国人民为你分担了也行，你得争气。就像派你出去打仗，回来是个窝囊废，还没打抱头鼠窜回来了，我们在家里勒紧裤腰带。所以，像咱们都是做媒体的，一定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看问题，国家和民族不强我们就能强大吗？爱国是非常具体的事，做任何一件事情都爱国。

　　我从加入中国改革开始，每做一件事，我就衡量这对国家有没有好处。要说对国家没有用处，像我这种人绝不给外资干，给我再多钱也不给你干，我干一辈子，不成为民族英雄，也要说起来无憾，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要这样，良心，一定要传递真正的东西。大家都是媒体人，媒体很重要，中国老百姓很多不太懂，你一忽悠他们就在传反面的，我们一定要传真正的东西。这是现在我认为非常严峻的事情，因为中国毕竟要对外开放，我最担心期货市场一旦开放，我们都没准备好。我们交易所的体制没有竞争力，尽管我们派级别很高的高官，但这个你挡不住，人家是商业化竞争，这是我最担心的。

　　我们回过头来，无论你是从现货出发还是从期货出发，我们一定有个目标，怎么把中国通过交易方式的创新，扎扎实实服务实体经济，首先为中国实体经济服务，不是做形式，不是做运动，不是喊口号。现在很多喊口号的。举个例子，今年年初，黑色系价格暴涨，也是在这里开会。我说这是重大信号，因为有色已经见底，黑色再见底，说明大宗商品要开始见底了，有关部门要依靠这些信号制定决策。但我们天天在议论它为什么暴涨暴跌，供求关系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个信号没有用好。接着我在发改委开会，那时候原油跌破30美金，我在会上强烈呼吁，国家能不能有政策，给那些民营石油公司，你囤油，我补你利息你贷款，30美元以下有多少油买多少油，中国长远看是缺能源的。大家都在哄堂大笑，说改革一代人容易激动。我发现非常严肃的场合，你建言献策，大家都在当儿戏。我没办法了，让王超写一篇文章《大宗商品下跌的窗口正在关闭》，发在《中国证券报》上，我说一定要利用这个时机，一定传递正确的信号给生产经营者。因为现在的生产经营者过去老盯着政府，不怎么盯着市场，这几年好一点。但大家知道，只有政府的政策我才能挣到钱，所以我们现在是非常尴尬的。接着进入一个阶段发现进入市场挣不来钱，就很尴尬了，一定要面临市场。

　　我们一定通过交易方式的创新，同时离不开技术创新，两者是一体的。中国建立期货市场就是要利用后发优势学习别人，人家搞了100多年我们学过来的。但学完以后怎么办？必须用创新赶超。怎样弯道超车，必须有你自己的创新，扎扎实实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基础上，盯着变成世界定价中心的目标。人家都在发展，20多年前，我把国外的期货学过来了，变成中国的东西，但是20年不发展，可是人家20年都发展了，我们一定要通过创新来赶上人家，因为人家也在往前走，我们必须往前走，我们的步子还必须比人大才能赶上人家，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创新的方式来赶超，经常讲的是弯道超车。怎样弯道超车，必须有你自己的创新，扎扎实实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基础上，盯着变成世界定价中心的目标。因为世界三个时区，亚洲时区，我在1996年写过文章《期货交易所未来的目标——亚洲时区定价中心》，作为学者，我知道期货市场是国家和民族竞争之利器。你想我们损失多少？光算算石油，我们养活三大石油公司垄断，当然三大石油公司不出好人，出周永康，就在周永康领导的三大石油公司腐败的班子管理下，我们损失了多少钱，这都是可以算的。我们还能这么继续吗？未来我们一定要在石油定价上要有发言权和主动权，你就不至于那么被动。你不知道怎么涨，也不知道怎么跌，钱不知道怎么没了，还横横的，对中国老百姓横。其实我们每个买车的人都很可怜，石油下跌了享受不到好处，石油上涨了交燃油附加费。所以，再大的官我也要给你讲良心，不能这么干，这么干是丧良心的，总要有点良心有点底线。三大石油公司的高官，我呼吁他们应该有两有底线，怎样建立三大石油公司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在世界石油定价体系中的话语权，有主动性，能够保住中国的利益，这是你的责任，转嫁给老百姓不是责任。

　　所以，第三点我要强调，我们想弯道超车，在现有基础上你要看看国外怎么做的，要看一看交易方式的创新，学习、利用、创新，弯道超车。不然的话你是不行的。

　　今天的研讨会非常好，我一开始就讲了，交易方式的创新与科技创新紧密相连，和关总他们公司紧密相连。交易方式有人根据实际创造出来，那你接着软件上去。希望你这个公司能够为中国交易方式的创新和交易市场的发展做出贡献，我就讲这三点，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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